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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过去全球纺织品服装产业链的变迁，其发展经历了从欧美，到日韩，再到中国，当下逐步扩散至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地区这些过程，而技术、劳动力资源、贸易壁垒等因素在产业转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当下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主力，中国也逐步进入了转型期，在总量增速放缓大背景下，提升上游原料出口占比以及下游品牌附加值或成为未来主要发展方向，而在结构化发展进程中，聚酯与下游服装后续出口增速的表现或许也会持续分化。

　　回顾20年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市占率变化，其背后反应的是全球纺织业的迁移和发展，或者说技术、劳动力与贸易环境的变迁。这一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地区占据主要出口比重；再到韩国、台湾、香港等东亚地区的承接，而过程中日本在纺织品领域出口同样占据了重要地位；随后便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全球纺织品服装生产主力；而在新的廉价劳动力冲击下，印度、越南等东南亚地区逐渐开始了新的纺织品产业承接。

　　具体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促使英国成为了全球纺织业中心，而美国则凭借19世纪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纺织业贸易中心，尤其是美国在棉花生产技术上的突破，带动其棉纺锭数从1832年的120万锭增长至1895年的1610万锭。

　　与此同时，在以杜邦、法本等欧美化工公司技术创新的推动下，合成纤维实现不断工业化，纺织业也进入新时代。合成纤维自身优质性能以及全球石油化工产业的高速发展推动全球合成纤维行业的爆发式增长，日本纺织业也在这过程中快速崛起。日本棉纺企业凭借技术升级，在生产效率上超越了欧美。据统计1933年日本棉纱业劳动生产效率指数(按劳动每小时棉纱产量编制)达到225，反超美国和英国的165/120（参考自《日本纺织工业生产体系的形成》，国信证券引用）。在此背景下，全球的合成纤维增长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以及西欧三个地区，而以技术为引领的纺织服装出口格局变化也达到了阶段巅峰。

　　在技术优势达到一定瓶颈后，日本开始将纺织业在内的制造业向海外转移，产业模式也由生产制造转向“国内技术开发，海外加工生产”的模式。一方面，美国在日本纺织品贸易顺差过高下逼迫日本签订了多项协议主动减少纺织品出口，同时日元实行浮动汇率后开始不断升值，也进一步打击了纺织业出口发展；另一方面，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也削弱了日本纺织品出口的竞争力。

　　作为周边区域，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逐渐成为了日本纺织业的转移地。这些地区凭借自身优势，通过引入日本纺织产能，实现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但到1980年代后，韩、台湾、香港劳动力成本抬升，同时美国对其纺织品出口限制提升后贸易环境恶化的情况同样出现，新一轮的纺织业产能转移开始，而中国凭借劳动力优势承接了这一次的纺织服装产能转移。

　　在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增长后，经济总量增速的下行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叠加与美国等地区贸易争端的时有发生，国内也逐步进入了纺织服装转型期。

　　美日韩纺织业完成产能转移后，在本国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不断下滑，对实际GDP的拉动变得非常有限。

　　当前中国纺织业无论是从营收还是投资角度看增速都已经放缓，相对应的是如越南等“新产能承接地”的崛起。

　　从总量角度看，尽管海外替代已经出现，但预计产能替代将会是一个漫长过程。一方面，虽然越南等廉价劳动力国家快速崛起，但从工业增加值的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差距巨大，意味着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所有产能的承接。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更高，但结合劳动效率（单位工业增加值）来看，我国仍具备一定程度上的劳动力优势。

　　从结构角度看，纺织服装行业符合微笑曲线的特点，上游纤维研发设计与下游品牌零售是产业附加值的高地，而中游的面料与成衣制造附加值水平较低。观察过去纺织服装产能大国的发展路径，以欧美为代表的国家实现了在品牌零售端的提升，而日韩则是专注于上游纤维的设计研发。中国纺织服装未来的结构化发展，必然也将通过向产业链上下游的延伸视线附加值的提升。

　　以贸易的视角观测各个过去产能大国的转型，可以发日本延伸向上游原料开发，保持了自身在纺织品端的出口竞争力，而欧美转型向下游品牌，服装转出口比例提升。

　　以往中国的出口结构中服装占据了更多的份额，这正是因为在上一轮产能转移中，成衣织造大量转移到了中国，目前看国内的成衣织造产能也将率先转移。2020年前国内纺织品与服装出口份额均处于下滑阶段，2020年疫情后导致服装订单回流，出口份额再度回升，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纺织品的内部消化，反而导致纺织品出口份额下滑。但可以看到随着疫情影响的消退，近两年来服装与纺织品出口数据开始分化，其中纺织品出口份额占比再创新高，而服装出口占比则延续了前期的下行。

　　以现实情况为例，国内纺纱与服装织造上市公司的产能结构中均有海外涉及，而服装海外布局程度更深。服装产能的转移意味着我国与低劳动成本国家更为密切的贸易关系，具体表现在上游原料净出口的增加与服装及衣着附件净出口的减少。

　　此外，国内下游品牌附加值的提升同样初露端倪。国际品牌价值评估权威机构BrandFinance每年会公布全球最有价值的50个服饰品牌榜单，2020年中国运动品牌安踏升至第18位，首次进入前20，是唯一入榜的中国品牌。

　　近年来中国体育服饰品牌发展迅速，尽管品ROE水平距离耐克仍有较大差距，但无论是通过深化自身产品竞争力还是外部收购的方式，安踏、李宁毛利率持续提升，品牌溢价水平向好。

　　作为聚酯的重要下游之一，纺织服装行业的变化对聚酯的影响显著。回顾2023年聚酯产业，以长丝为代表的聚酯开工韧性超预期，全年聚酯产量增速同比将超17%，即使考虑到2022年疫情影响的背景，两年年化则增速也达到7.8%附近。但相比于聚酯自身增长的修复，与聚酯消费息息相关的纺织表现却略显疲态，尤其是出口走弱明显。

　　纺织服装出口方面，2023年出货值同比2021年同期回落幅度达到11.1%。相比之下，聚酯自身的出口增速在2023年实现了大幅增长。

　　参考前文提到的纺织品与服装出口分化，不难发现在产业链转移的大背景下，聚酯高增的出口需求与纺织服装出口的疲软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聚酯在今年相较终端实现了更快增长。细分来看，瓶片作为聚酯中出口占比最高的品种，总量增速相对平稳，而长丝、短纤出口增速均超20%，其原因则与纺织服装产业链的转移密切相关，即随着以成衣织造为代表的产业链环节大量向以印度、越南、柬埔寨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拓展，其织造原料的外部进口需要同步扩大。

　　因此，从大趋势上来看，国内原料的外部需求存在着不断提升的空间，而聚酯与下游服装后续出口增速的表现或许也会持续分化。pg电子网站pg电子网站